第512章 反差

  他站在食堂门口，看著手里的番茄。阳光照在上面，红得透亮。他咬了一口，甜滋滋的。

  一九三二年九月，东普鲁士，边境某农业合作社。

  埃里希·韦斯特曼站在村口，拎著一只棕色皮箱，望著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
  阳光很好，天空蓝得刺眼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麦子已经收了，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。

  空气里有泥土和乾草的味道，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寧静。

  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，写过三本小说，两本戏剧，若干散文。读者吹捧说他是“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”，说他的书“让人睡不著觉”。

  韦斯特曼自己觉得，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。

  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，藏著多少平庸和虚偽；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，不过是被口號驯服的羊群。

  当然，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。

  他只写风景，写爱情，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，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

  三天前，作协的通知到了：下乡实践，为期一个月。地点自选，但必须去，必须住满，必须参加劳动。

  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，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，知识分子要“接地气”，要“和工农兵结合”。

  韦斯特曼微笑著点头，说“好，我去”。心里想的是：去就去，一个月而已。忍忍就过去了。

  火车坐了一天一夜。

  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