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谋生路

  可天不遂人愿。没干多久，下岗潮来了，糖果厂倒闭，母亲又失了业。

  唉。生活的磨难，从来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。

  下岗潮席捲而来，找工作愈发困难。母亲没有气馁，跟著人去挖河道、清淤泥。我曾特意去看过她。那时候镇上人口越来越多，生活污水、垃圾全排进河里，曾经清澈见底的小河，变得浑浊不堪，水面上漂著各种各样的脏东西，散发著难闻的臭味。刚进城那会儿，这条河里还有人洗菜、洗衣服，我母亲在酒厂洗瓶子的时候，还常去河的上游洗澡、摸鱼。那时候的水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。如今，河早不是那条河了。我的母亲，就在这样脏、这样臭的环境里，弯腰挖泥、清理垃圾。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裳，身上沾满淤泥，一整天下来，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  河道挖完，母亲又找到一份活——卫生局要修新办公楼家属大院，她去工地上搬砖、挑水泥。工地上的活，都是男人干的。母亲从不示弱，和男人们一起搬沉重的砖块，挑起装满水泥的担子，一步步爬上高高的脚手架。阳光晒黑了她的皮肤，汗水磨破了她的肩膀，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。她从来没有喊过苦、叫过累，只是默默地扛著。

  卫生局的办公楼修好后，局里缺一个照大门、管收发的人。领导看著母亲勤快、实在，又为了照顾父亲，便让她留了下来。这份工作相对轻鬆，每天开门、关门，收发信件、报纸，閒了还能帮局里的同事带孩子。母亲性子温和，对孩子们格外有耐心，孩子们都喜欢围著她转。那段日子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我们以为，这样安稳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。

  可好景不长。照大门的工资太低，撑不起家里的开销。而照顾父亲的领导调走了——那领导很喜欢父亲这个部下，本想带他走，但父亲故土情节太重，没同意。后来的领导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就不让母亲干了。

  母亲便想著做点小生意。思来想去，她决定卖魔芋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把自家做的魔芋切成小块，清洗乾净，挑著担子走街串巷。可那时候城里人很少吃魔芋，生意並不好，常常一天下来也卖不完。为了不浪费，我们全家顿顿吃魔芋——炒魔芋、煮魔芋、凉拌魔芋。到最后，我们姐弟一闻到魔芋的味道就想吐。母亲看著我们，眼里满是愧疚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  后来，母亲又听说卖香菸能挣钱，和父亲商量开个小烟摊。父亲很支持，特意找人做了烟柜，又四处打听办菸草证的事。可烟柜做好了，菸草证却办不下来。下岗潮过后，政策优先给下岗工人办证，我们家是农转非，不符合条件。任凭父亲四处奔走、托人说情，终究没办下来。看著做好的烟柜，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眼里满是失落。她没有抱怨，只是默默把烟柜收起来，又去找別的出路。

  最后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母亲听说医院的传染科缺清洁工人。这份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，没人愿意干。母亲去了。

  传染科的病人都有传染病，清洁工作格外繁琐。每天打扫病房、消毒、处理垃圾，接触的都是带病菌的东西。那时候医护都没有什么防护，何况母亲一个临时工，更没有她穿的防护服，小心翼翼地干活，生怕自己被传染。可命运似乎总在和她开玩笑——没过多久，母亲染上了肺结核。

  那时候，姐姐已经长大，也因为天天爬保合寺上学，身体变好了，但母亲绝对不敢回家修养，只能长期住院，生怕回来了，使给姐姐！於是家里的活全是她干，我打下手，父亲专门照顾母亲。姐姐照著父亲专门买的家用菜谱学做饭，练出了一手好菜。到现在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准是姐姐在厨房里忙活。姐姐后来嫁了人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但身体一直还好。我们姐弟感情深，逢年过节都是她掌勺。

  而母亲得病的消息传开后——父亲管人事，向来按工作能力分配岗位，可有人走后门，领导让给那些能力不符的人安排好工作。正直的父亲不同意，违了领导的意，成了眼中刺。所以卫生局的同事们躲著我们一家，仿佛我们身上也带著病菌，浑身不乾净。那种被人孤立、嫌弃的滋味，想起来，心里还发寒。

  就在全家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医院的院长得知了我们家的处境，也知道父亲在卫生局的难处，主动伸出了援手，並告之医疗费用可以慢慢付。他让父亲辞去卫生局人事科的工作，来医院当办公室主任，工资比之前高几十块钱。父亲本来在单位就孤立，感激不尽，立刻答应下来。

  父亲调走后，卫生局的房子是要还回去。所以一等母亲病好之后，卫生局就要马上收回我们的房子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单位的人了，我们只好搬到了医院山上的旧校舍里。那间校舍在山顶上，很简陋，四面漏风，冬天冷，夏天热。但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就够了。

  母亲病好后，不能再回传染科，便在医院其他科室打扫卫生。后来，整个医院山上的卫生，都归了母亲一个人。她每天早早起床，拿著扫帚、拖把，从山脚扫到山顶，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乾乾净净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直到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