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头

  那是我在温州的第一份活路。

  姨妈找的七甲的一个家庭家具作坊，没得流水线，没得规整厂房，就一个院子堆满木料、工具和半成品。我乾的活简单——搬木料，打磨板材，上底漆。刚开始全是出力气的粗活，没得技术含量，全靠一身力气硬扛，后来是在桌子上画荷花等技术活。

  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又快得很。天不亮爬起来，跟著老板和几个工人一起忙，手上磨出厚茧，身上沾满木屑和油漆味，天黑透了才收工，累得倒头就睡。睁眼又是重复的一天。一晃，就到了年根底下。

  那时候温州的所有私人小作坊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——平日里不发全额工资，只给几十上百块生活费，够买口饭吃、添件薄衣。大家辛辛苦苦干满一整年，全盼著腊月年底这一天老板把全年工钱一次性结清，好揣著血汗钱回老家过年。给老人孩子带点年货，也算没白在外头奔波。

  可偏偏到了年底结帐这天，黑心老板的算盘就露出来了。

  作坊里那个跟我看海爬山秀山来的小童工，看著不过十五岁，瘦小，黑瘦黑瘦的，说话带著浓浓的山里乡音。性格內向，怯懦，平日里不管多脏多累的活都抢著干，从不敢偷懒，就怕丟了这份餬口的工作，因为秀山是真的穷，要不也不会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。

  轮到给他结工钱的时候，老板不仅剋扣大半，找各种由头罚款，还铁了心要当场把他赶走。因为那会儿上头严查非法使用童工，街面上时不时有检查组过来巡查，老板心里著慌，怕这个小童工还留在作坊里就会给自己惹大麻烦，只想赶紧把人撵走，剋扣的工钱也打算赖掉。

  我那时候年轻气盛，见不得弱者被人欺负。

  看著小童工低著头，手指紧紧攥著衣角，眼眶红红的，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，我一股火气就涌上来了。当场跟老板槓上。拍著木料堆，声音洪亮地要求他，必须把小童工的工钱一分不少结清。

  “他年纪小，乾的活一点不比我们少。搬木料、打磨板材，哪样没出力？你凭什么扣他工钱？”

  我梗著脖子，寸步不让。

  一同做工的看海爬山的梁平兄弟，平日里和我关係不错，一起搬料、一起吃饭。这时候却全程一言不发，低著头，眼神里满是犹豫，手指攥著打磨机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不是冷血，也不是不仗义。他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，家里有老人要养，有弟妹要供，他不敢冒险。

  我的强硬惹恼了老板。他指著鼻子骂我多管閒事，说我不懂规矩：“我开作坊僱人，想给多少就给多少，轮得到你一个外来打工的指手画脚？不想干就滚，有的是人想来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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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话音刚落，老板弟弟从里屋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