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入社会

  1995年6月，川东到深圳龙岗的硬座大巴

  在家没待几天。

  不是不想待，是待不住。床是软的，饭是热的，母亲还是那几句——可我浑身上下像长了刺。那时候年轻，脚底板装了弹簧，踩在故乡的土上觉得往下陷，非得往外跑。又听说了学校实习出的那事，更呆不住了，那群傢伙可全回来了，我可不敢再跟他们打上关係，怕学坏了。

  再说了，我心里还装著一个人。

  一个笔友。高一的笔友。就是在杂誌上看到留言就写信交往的那种。

  说出去都没人信——就一个地址，就敢跑。女的。高一那会儿交的笔友，信来来回回写了一年多，在温州都没有断过。她的字跡娟秀，措辞温软，信纸偶尔还带著淡淡的香味。她在信里说深圳的楼很高，海很蓝，街上的人走路都带风。

  我没去过深圳。可她写出来的那些句子，让我觉得那座城市是亮的。

  手里还攒著温州打工剩下来的钱，不多，但够一张南下的车票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吧。

  我没跟家里说。不是不敢，是不忍。母亲知道了夜里不知道要翻多少次身，总是担心我，怕我在外面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受人欺负。父亲嘴上不说，可他那个人，心里装事，装了就不倒。

  我留了封信，压在饭桌上，用碗扣著。

  信上写什么？记不太清了。大概就是“我去深圳了，別担心，到了写信回来”之类的话。字写得潦草，赶时间，也怕写多了自己反悔。

  给她打了个电话。就一个电话，说了大概几天后几点到。那边说好。

  掛了电话我就收拾东西。

  现在想想，胆子是真大。高一的笔友，女的，没见过面，就一个地址，一个电话，就敢跑去投奔。也不怕人家是骗子，也不怕去了找不到人，更不怕家里知道了急成什么样。

  那时候没想那么多。年轻嘛，觉得天底下没有走不通的路。手里有地址，兜里有钱，腿在自个儿身上，怕什么？